我接受负责调查“1992/1993年国家银行外汇亏损”的专案小组的邀请，以“曾经涉及1990年代国家银行进行外汇交易或拥有任何相关信息的人士”的身份，出席今天的会议。 我不曾涉及国家银行的远期外汇交易，而我所知道关于1990年代初国家银行远期外汇交易的信息，都是我于1993和1994年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属于公众信息。 让我重申，我坚持我于1994年4月在国会的演讲内容，即针对庞大的国家银行外汇损失，当局必须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以执行以下任务： 查明国家银行自1992年以来的外汇亏损数目，以及它是否超出300亿令吉。 查明当中是否有任何金融的不法和滥权行为。 确认为何国家银行为何会蒙受这么庞大的亏损。 内阁现在成立了专案小组以调查国家银行超过20年前所蒙受的外汇亏损，这难道证明它真的关注问责和良好施政的原则吗？ 1992/1993年间国家银行外汇亏损丑闻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什么？ 除了是我于1994年4月在国会提出赋予皇家调查委员的3项职责 — 因为我们至今仍无法掌握1990年代初国家银行外汇亏损的全貌 — 我认为25年前国家银行外汇亏损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是：部长、高层公务员、国会议员和媒体当时都没有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以捍卫问责和良好施政的原则。 现在这个专案小组被形容为“掘出马哈迪医生时代的大象尸体”。 但为什么我们对眼前房间里的“大象”视若无睹 – 即令到马来西亚蒙上全球盗贼统治耻辱与污名的一马发展公司国际洗钱丑闻？ 还是我们要再等上25年，一直到大约2040年时，才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以便“掘出”一马发展公司盗贼统治丑闻的“大象尸体”？ 在这项国家银行于1990年代初的远期外汇交易亏损课题上，当时的内阁部长们是否都有扮演他们的角色以捍卫问责和良好施政的原则？ 现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当时是资深的内阁部长 — 担任国防部长。另一位现任部长–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 当时是财政部的国会秘书。此外，一名现任的国会议员奥斯曼阿都，当时是首相署的国会秘书。 纳吉、慕斯达法和奥斯曼是否履行了他们应尽的国民任务以捍卫问责和良好施政的原则，还是他们须要对掩盖国家银行外汇损失的丑闻负责？ 当今执掌不同重要政府机构和部门的高层公务员，当时有没有执行忠于国家而非忠于当任政府的职责？ 众国会议员呢？除了民主行动党的20名国会议员，还有谁是当时的国会议员？ 他们是否曾扮演好角色以捍卫问责和良好施政原则吗？ 公共账目委员会调查了国家银行的外汇损失吗？ 我发现自己今天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我好像因为自己于1993和1994年间在国会针对国家银行外汇亏损所发表过的各个演讲而受审。而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证明25年前我针对这个课题所发表的所有言论皆是言之有物的场所才对。 最后，是有关新闻自由。如果25年前有负责任的媒体，公平地报道我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并由新闻从业员对这个课题公正及负责地跟进调查，我们就不必在25年后，才来挖掘“大象的尸体”！ 我们是否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忽视一马发展公司这头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 部长、高层公务员、国会议员和媒体 – 都无法执行或放弃他们的责任以维护问责和良好施政的原则，而只是全神贯注地“挖掘”1992/1993年国家银行外汇亏损丑闻的“大象尸体”？ 【于2017年5月4日（星期四）在布城财政部针对负责调查“1992/1993年国家银行外汇交易亏损”的专案小组发表的声明】